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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把嚴肅的理論變得更加有趣味，同時小心地不破壞它原有的品味。我愿意做一個二傳手，把那些廣博而深邃的思想傳播給更多的讀者

　　人到中年，驀然一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沒來得及做，就這樣渾渾噩噩，人生居然已經(jīng)過去一半，或者是一大半。

　　每一個讀書人，最大的心愿除了能坐擁書城、樂不思蜀，如果再有一點點野心，恐怕都想過自己寫點什么，最好是也寫幾本書，寫幾本能沾沾自喜的書，也就不枉此生了。

　　讀書、寫書，這一直是我認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隨波逐流，離那種平靜的生活竟越來越遠了。寫過的幾本書，譯過的幾本書，翻檢出來，只能讓自己覺得慚愧。

　　一

　　我寫第一本書的時候25歲，那時還在讀博士。當時有個出版社叫今日中國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國問題報告，我負責其中的財政專題。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書就這樣出版了。書名叫《為市場經(jīng)濟立憲：當代中國的財政問題報告》。

　　書里的主要觀點是，歷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為政府遇到了財政壓力，不得不改弦更張。政府處理財政壓力的不同做法，會給之后的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不同的影響：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會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市場經(jīng)濟就會有更大的發(fā)展空間，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稅，那無異于殺雞取卵，會斷送經(jīng)濟增長的活力。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施的市場化改革，也是政府迫于財政壓力，傳統(tǒng)的計劃體制難乎為繼。

　　這些核心的觀點其實并非我的獨創(chuàng)，而是出自我的老師張宇燕教授。我曾和他合作過一篇論文《財政壓力導致的制度變遷》。《為市場經(jīng)濟立憲：當代中國的財政問題報告》一書，基本上就是對這篇論文的擴寫。我本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擔心張老師知道后責怪我，沒想到他反而主動跟我說：“既然你已經(jīng)寫出來了，我就不用再寫了。”這著實讓我羞愧了很久。如今，原來的出版社都沒有了。再讀這本書，很多稚氣和自以為是的話，讓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但我還是非常懷念那段心無旁騖、一心寫書的日子。

　　從第二本書開始，就都是隨筆集了。而且我越寫越快、越寫越多。我的第一本隨筆集是《出門散步的經(jīng)濟學》。薄薄的一本書，收錄了我十年來的文章。我的第二本隨筆集是《不確定的年代》，比第一本厚多了，題材也雜亂無章。當時我剛剛畢業(yè)，急于改善自己的經(jīng)濟條件，開始瘋寫財經(jīng)評論。當時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為稻粱謀，寫得匆匆忙忙、慌不擇路，仿佛醉酒一般。

　　我的第三本隨筆集是《胸中無劍》。這時我已經(jīng)過了30歲。到現(xiàn)在為止，這仍然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不是因為里面的文章，只是因為書名。之所以叫胸中無劍，是想表達我對人生的一點感悟。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龍記》中講過張三豐教張無忌太極拳的故事。張三豐演示了幾遍，問張無忌記住了沒有，張無忌思索半天，說：“全忘了。”旁邊的人都為他著急，張三豐反而大喜，因為意在其中，忘了招式才算真的學會了。人生到了一定的階段，就會發(fā)現(xiàn)，放棄比得到更重要，忘記比記得更重要。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忘記名利，甚至忘記學術，只聽從興趣的召喚，做一個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到現(xiàn)在為止，我的博客和微博還用著“胸中無劍”的名字。

　　在那之后，我又出了兩本隨筆集，一本是《失衡之困》，一本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前者主要是寫中國經(jīng)濟的結構失衡，后者則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后我寫的一些評論。我本來想把這本書取名《誰忘了穿泳褲》，取自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時候，才能看出來誰沒有穿泳褲。”我的意思是，美國金融危機之后才發(fā)現(xiàn)，原來的企業(yè)、金融機構、政府，都沒有穿泳褲。編輯看到這個書名直撓頭，說叫這個名字沒準會被放到體育類的圖書架上。所以他把書名改成了《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他忘了，叫這個名字還是有可能被放到體育類的書架上。出完這兩本隨筆集之后，我已經(jīng)失去了寫財經(jīng)評論的興趣。天天緊追熱點、指點江山，不是我心里想做的事情。

　　二

　　除了寫書，我也翻譯了幾本書。我翻譯的書比自己寫的書賣得好多了。我接的第一個單子是翻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說實在的，我并不看好這本書在中國的銷路，也不贊成書里的觀點。之所以同意翻譯此書，完全是因為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孫桂均老師太會說服人了。我沒有想到，《世界是平的》賣得極其火爆，一時洛陽紙貴。

　　我遇到的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次到河南某地講課，一位當?shù)氐墓賳T執(zhí)意要請我吃飯，但說要到吃飯的時候才告訴我為什么請客。我因為好奇就答應了。飯桌上，他跟我講了個故事。那年春節(jié)，他去海南度假。上飛機前，有人送他一本《世界是平的》。估計飛機上實在無聊，他就翻了翻書的前兩章。回來之后，很快公開招考干部，他報名了。拿到考卷，最后一道大題是：試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的觀點，談談我市未來的經(jīng)濟發(fā)展思路。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要讀《世界是平的》，看前面兩章就足夠了。后來，我又陸續(xù)翻譯了幾本弗里德曼的書。最新的一本剛開始賣，是他和國際政治學家曼德鮑姆合著的《曾經(jīng)的輝煌》。這幾本書都是我組織學生翻譯，然后我校譯的。說是校譯，但常常要自己重新翻譯，搞得我苦不堪言。誠實地講，這幾本書的翻譯質量都沒有達到我心目中的標準。

　　我翻譯得最差的一本書是《維基經(jīng)濟學》。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就找了一位英語專業(yè)的朋友一起翻譯。可是他也沒有時間，就找了一群學生翻譯。當我拿到譯稿的時候幾乎暈倒。出版社急著出書，不得已，我理順了一下譯稿中的文字，不情愿地交給了出版社。細心的讀者已經(jīng)指出，這本書的翻譯錯誤極多。我曾經(jīng)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大家道過歉。現(xiàn)在，向所有的讀者再次鄭重道歉。這的確是我的過錯。

　　我翻譯的書中，有一本自己是滿意的，那就是雷默寫的《不可思議的年代》。雷默是我的好朋友，他曾是《時代》雜志最年輕的國際版主編，也是“北京共識”的提出者。他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也是基辛格博士“欽定”的傳人。這本書寫的是他對國際問題的思考，他對未來充滿了憂患意識。書中旁征博引，介紹了國際政治、復雜科學、認知心理學，甚至傳染病學的思想，也講述了雷默采訪真主黨游擊隊、對沖基金經(jīng)理、戈爾巴喬夫等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書中的很多思考，讓我受益匪淺。出于對朋友的負責，我獨自承擔了翻譯任務。那一年的春節(jié)，我枯坐在書齋里，以每天一萬字的速度，譯完了全書。

　　三

　　回顧我自己出的那幾本書，我對自己過去寫的東西越來越?jīng)]有興趣了。在我第一本隨筆集的前言里，我曾引用拜倫的話：“我寫的東西都付之流水，任它浮沉。”現(xiàn)在看來，它們都陸續(xù)沉底了。那就讓它們去吧。

　　在我翻譯書的過程中，卻逐漸激發(fā)出新的寫作欲望。我并不覺得弗里德曼寫得有多好。雷默的書寫得不錯，但這也刺激我躍躍欲試。我為什么不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書呢？

　　我想，該做出一個重大的選擇了。

　　讀高中的時候，我就朦朦朧朧地覺得，自己這一生的理想是做一個學者。到了研究生階段，尤其是讀博士期間到哈佛做了兩年訪問學生，讓我對經(jīng)濟學幾乎頂禮膜拜。經(jīng)濟學的宮殿巍峨雄壯，在這里消磨自己一生的時光，哪怕是做些雕梁畫柱的工作，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啊。

　　但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閱讀范圍的擴大，我對經(jīng)濟學的信心一點點消失了。供給和需求能夠解釋這世間的一切嗎？哈耶克有一本書叫做《致命的自負》。我倒是覺得，主流經(jīng)濟學家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才常常是“致命的自負”。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的傲慢，太不符合我自卑而膽怯的性格了。

　　我對自己做學問的信心也一點點消失了。在哈佛求學的時候，天天跟那些頂尖的學者、天才的學生廝混在一起，讓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經(jīng)濟學，也讓我明白，自己是做不出好的經(jīng)濟學的。我曾經(jīng)上過一門博弈論的課程。剛開學的時候，仗著曾經(jīng)在國內自學過，我是班上回答問題最積極的學生。半個學期過去，同學們就超過了我。到學期末交課程論文的時候，我也規(guī)規(guī)矩矩地做模型、交作業(yè)。和同學們那些天馬行空、構想巧妙的模型相比，我做的就像愛因斯坦的小板凳。

　　假如我努力堅持，或許勤也能補拙，做出個更像樣的小板凳。但我已經(jīng)認識到，自己并不是一個有原創(chuàng)性的學者。這不僅是因為我智力駑鈍，也和我興趣太廣泛有關。那些在學問上有成就的學者，往往是用心至純，心無旁騖，且能長期堅持，跑完馬拉松。而我呢，我對什么都感興趣，是一個胃口奇好、口味甚雜的讀者。我對歷史學感興趣，也對天體物理學感興趣；我對政治學感興趣，也對腦神經(jīng)科學感興趣；我對文學感興趣，也對生物學感興趣。一本背單詞的書或是辭典，都能讓我津津有味地讀幾個小時。我看書速度也很快，一本兩三百頁的中文書，大概只夠我讀兩三個小時，同樣厚度的英文書，大概夠我讀五六個小時。出差的時候，我至少要帶四本書：候機廳里讀一本，飛機上讀一本，賓館臨睡前一本，回來的飛機上一本。在這個越來越講究專業(yè)分工的時代，我算是當不了專家了。

　　如果說我有一點點天分的話，我想那就是學習能力比較強。如果說我還有能夠稱為優(yōu)點的地方，我想那就是從來不會固執(zhí)己見。這樣的稟賦，能干點什么呢？

　　肯定不是經(jīng)濟學家了。我認識的經(jīng)濟學家，都比我自信，也比我執(zhí)著。別叫我經(jīng)濟學家了。我連夢桃源（北大餐廳）都沒有去過，哪里敢稱什么經(jīng)濟學家呢。

　　四

　　要是讓我自己介紹，我愿意稱自己是一個經(jīng)濟政策研究者和科普作家。

　　我工作的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我在這里主要做政策研究。我們跟蹤中國宏觀經(jīng)濟形勢，試圖弄清楚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通貨膨脹、出口有沒有惡化、人民幣升值到底會有什么影響。我們也跟蹤美國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初級商品價格的波動。這當然需要經(jīng)濟學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但更多的是靠經(jīng)驗、直覺和實地調查。我們去過煤礦，到過“血汗工廠”，調查過養(yǎng)豬的農(nóng)民，也經(jīng)常到國外參加國際投行、對沖基金的會議。我們和政府部門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說叫過去開會，我們就過去開會；說讓提供研究報告，我們就提交研究報告。這是個體力活，不是什么技術活，但這是我的本職工作。政策研究歷來是三流的經(jīng)濟學者從事的工作，因此對我正合適。

　　在盡心盡職地完成本職工作之外，就是我自己耕耘的小園地了。政策研究是我的職業(yè)，寫作是我的愛好。

　　我是那種比較善于把復雜的思想通俗表達出來的作者。這是因為我不喜歡復雜的東西，凡是遇到復雜的東西，總想把它弄得簡單，我自己才能理解。我喜歡把嚴肅的理論變得更加有趣味，同時小心地不破壞它原有的品味。我愿意做一個二傳手，把那些廣博而深邃的思想傳播給更多的讀者。

　　不在學術界混，就不能理解我的這種選擇有多么危險。這就好比一個大家閨秀，突然告訴家里人，自己要去唱戲。好端端的一個人，怎么會有這么低級的趣味？難道你不想再在一流的學術刊物上發(fā)論文了？你寫的東西連參考文獻都沒有，看起來多么丑陋！

　　我用了事業(yè)生涯的一半時間，終于明白了，聽從自己的興趣召喚的生活，才是最值得過的。說到寫作，這才是我緣分注定的。轉眼只剩下一半的生涯了，我不會再和寫作分開了。

　　但是，我不會再追逐潮流，寫那些應景的東西了。我要讓內心沉靜下來，尋找那些一直感興趣的題目，一本一本地寫成書。我會細細地去想章節(jié)結構、啟承轉合，一字一句，小心放妥。憑著興趣，我會像一個流浪漢一樣越走越遠。我會寫一本關于地緣政治的書，也可能會寫一本關于社會心理學的書。如果我不小心闖入了別人的花園，對不起，請原諒，我只是一個沒有任何惡意的過客。

我看見自己成了一個山中的石匠，摩挲著一大塊粗糙的石頭。一斧一鑿地下去，慢慢的，一個石像的輪廓出現(xiàn)了。我更小心地雕琢，生怕破壞了分寸。干累了，就抽一斗煙，然后慢慢地打磨細處。石像慢慢地圓潤光滑起來。冰冷的石頭仿佛有了生命，好像隨時就會呼吸和說話。空山寂寂，偶爾有一只大鳥飛過，陽光下它的影子在石像上一閃而沒。我輕輕撫摸手上的粗繭，這一刻，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