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傅佩榮教授新作《傅佩榮講孔子》出版，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探究孔子的思想內涵與理念。《齊魯晚報》“大家”專欄對傅佩榮教授進行了專訪，暢談孔子、儒學在當下的現實意義。
儒家的特色在于強調人文關懷齊魯晚報：您研究中西哲學長達50年，站在中西文化的制高點來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視野很獨特。您如何評價孔子在軸心時代四大哲圣中的地位？
傅佩榮：釋迦牟尼創立了佛教，耶穌創立了基督宗教，這兩位是宗教的創始者。但孔子不是宗教的教主，他跟蘇格拉底比較接近。蘇格拉底開啟了西方求真務實的精神，對哲學和科學有很大的啟發；而孔子把重點放在了人生關懷方面。孔子肯定人性與善的內在關系，提出人生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的特色是讓人的生命在現實世界得以安頓，并且擁有后續的發展，讓整個社會可以越來越好。他不談宗教教義，而是強調人生關懷，主張從人性與善的關系中，找到人生的出路。
齊魯晚報：您一直說孔子是哲學家，有他的系統理論和完整的價值觀。能簡單介紹一下這套價值觀的構成嗎？
傅佩榮：哲學家的基本特征是澄清概念、設定判準和建構系統。孔子作為哲學家，他澄清了一些重要概念，比如“仁”和“禮”。他將所有的價值觀建構成設定的判斷，比如強調人不能只是小人，應該設法成為君子，做君子的標準包括“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蕩蕩”等。而建構系統，是讓你知道人生有個最高目標，就像孔子一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不是單純人間或自然界的事情，而是人對自己生命的認識。
所以孔子的價值觀簡單來說可以分三個階段、六個層次：一是“自我中心”階段，此時有兩種價值，即生存與發展；二是“人我互動”階段，此時的價值是禮法與情義；第三個階段是“超越自我”階段，此時的價值是無私與至善。這個價值體系對現代人還是很有啟發的，很多人把它跟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對照，但顯然孔子更為完整和系統。
齊魯晚報：以儒家為主軸、以道家為輔，您對于儒家思想總結歸納出“約、恕、儉、敬”四字訣：“對自己要約，對別人要恕，對物質要儉，對神明要敬。”這簡單的四訣心得，對當下社會是不是很有指導意義？
傅培榮：第一，對自己要約。當前的社會是自由開放的，特別需要對自己多加約束，如果只靠外在的規范是不夠的。第二，對別人要恕。恕就是互相尊重、將心比心、換位思考。第三，對物質要儉。如今環境保護已成為普世價值，對物質要儉就符合這點。最后，是對神明要敬。對于我們的祖先要有敬畏之心，對天地萬物的根源要有敬畏的心。
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規范，才是人生的正路齊魯晚報：孔子一生努力向諸侯國君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然而卻屢遭碰壁。我們知道孔子是一個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在這件事情上卻選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您如何看待孔子的這種“固執”？
傅佩榮：簡單來說就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比方說一輛游覽車，司機要帶大家去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但車開了一半，司機心臟病發倒下來，請問在車上誰有使命和責任繼續開車？就是懂得怎么開車的人，而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的人。對于孔子以及其他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種使命感就是孔子所謂的“五十而知天命”，舍我其誰的一種責任感。儒家具有憂患意識，認為人的社會需要國君和老師，否則很難走上正途，人都需要受教育，而這要由老師來承擔，才能讓一個人學習并且努力實踐成為君子。
齊魯晚報：先秦百家爭鳴時期，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不占優勢地位，漢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漸被普通大眾所接受。您能否從哲學和思想價值角度，來分析儒家思想是因何被普通大眾所接受、認同并長期遵循的？
傅佩榮：第一，溫和的理性主張。認為每個人只要學習、發揮理性的能力，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目的。第二，深刻的人道情懷。《論語》中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家里馬廄失火，他回來之后只問是否有人受傷，而沒有提到馬的損失，代表他關心每一個真實的人。第三，樂觀的人生理想。相信德行修養是人人可以達成的目標，并且因而可以活得快樂而有意義。此外，儒家從孔子開始將古代的經典整理修訂，儒家的后代弟子大部分以教書為業，是傳經授業的老師，有傳播優勢。但如果沒有前面有關理性、人道、理想這幾點原因做鋪墊，中國人就算暫時接受了儒家思想，也不太可能從中學會安頓自己的生命。
齊魯晚報：變與不變，往往是一個哲學家終身要面對的問題，孔子既追求“一以貫之”，又善于因材施教。該如何看待孔子思想中的變與不變？
傅佩榮：孔子在《論語》中介紹過古代七位圣賢，他們按照自己的個性與時代的情況展現自己生命的特色。隨后，孔子說自己“無可無不可”，代表他心里有一個基本的原則，要出于真誠、遵守社會的規范，因此真誠與規范是不變的。什么時候要變？就是你與別人往來，必須進行靈活的判斷，這就是要變的部分。因此孔子被孟子推崇為圣人里面最講時宜的。
齊魯晚報：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怎樣看待仁與禮的關系？孔子把“禮”擺在極高的位置，然而，孔子所追求的周禮早已與當代人的生活格格不入，您認為“禮”在當代的價值是什么？
傅佩榮：孔子說這句話，是因為他的學生顏淵請教“仁“是什么，所以孔子因材施教，有針對性地給出了答復。但是很可惜，后來大家把“克己復禮”分為兩個部分，好像這個“己”天生有問題，所以要克，禮是最好的，所以要實踐禮，復禮就是實踐禮。但是孔子后面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強調一個人的主動性。禮被擺在極高的位置是因為周公制禮作樂，這是一種客觀的社會規范，而仁是每一個人對自己當前行為的抉擇。很多人行禮如儀，卻缺乏內心真誠的態度，只是被動地行禮如儀。我認為，“克己復禮”是一個整體，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規范，才是人生的正路。真誠的心是禮的實質的內涵，這是禮在當代的核心價值。
“自我的覺醒”是建立人格的關鍵齊魯晚報：相比西方哲學，儒家哲學更強調真誠，由內而發，再選擇人格成長的環境。您提到教育有三件事最重要：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這在如今的人才教育、人格教育、人文教育中如何得以體現？
傅佩榮：“興于詩”跟“成于樂”偏向人文教育，要求調和自己的情感，讓自己的生命得到安頓。人才教育在這里并不明確，因為人才是要用之于外的，需要有專業知識與技能，才能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禮特別跟人格教育有關，一個人的人格需要具備兩方面的特色，一方面要出于真誠的內心，主動去實現道德規范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懂得規范是什么，所以“立于禮”偏重于人格教育。
齊魯晚報：我們如何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來獲得內心的安定與幸福？
傅佩榮：學儒家一定會談到真誠，人只要真誠就會有自信心。你按照人與人之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跟別人互動，內心的安定與幸福自然就能出現。同時，我們學習傳統文化時也不要忘記還有道家，學道家會讓你體會到道是無所不在的，你的人生帶著儒家的自信與道家的自在，就不會再彷徨迷惑。
齊魯晚報：您的書中講過一個例子：“在美國做過一個調查，問如果可以隱形的話，你要做什么？……結果接受訪問的民眾80%說要搶銀行。”這說明人本來就是被動的，而人生成長的關鍵，是要化被動為主動。儒家教育如何詮釋這一點？
傅佩榮：第一步就是要有自我的覺醒，“我欲仁，斯仁至矣，”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不能推卸責任。人生確實是被動的，因此成長的關鍵就要化被動為主動，在沒有人監看的情況下，仍能按照自己的良知和法律規范來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們學儒學一定要掌握到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自我的覺醒”，這是一個人建立自己人格、樹立人格尊嚴的關鍵。
齊魯晚報：那么現今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觀點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與西方思想起到了互補作用，是這樣嗎？
傅佩榮：很多人認為中國傳統思想跟西方思想起到互補的作用，這個互補要看在什么層面。在個人修養層面，西方人重宗教信仰，道德往往跟宗教脫離不了關系。儒家的思想不是不談宗教，而是不談特定的宗教，但對天有很明顯的信念，強調順天命。在道德層面，西方的道德以宗教為基礎，儒家以真誠出發。這些差異，對個體發展可以產生互補的作用，而思想互補還應進一步探討。齊魯晚報：您在書中數次提到，后來人比如朱熹對儒家的解釋已經與孔孟的本原思想不同了，但從譜系學的角度來說，它們一直在發展，并且對社會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如果再回到孔孟的原始思想，會不會造成思想連續性的斷裂？
傅佩榮：朱熹的解釋是對儒家思想有一種最明顯、最大的斷裂。譬如說朱熹提到三綱五常是儒家的思想，這是不對的，三綱五常是經西漢董仲舒、東漢班固才確定下來，跟孔孟沒有任何關系。從譜系學的角度來說，這叫做創造性的誤解。因為有政治的支持，也有教育的配合，很多人也就接受了這種誤解，拿它來作為生活指導的原則。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說我們回到孔孟思想會讓這個連續性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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