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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收入水平上都存在“掉入陷阱”的可能，關鍵在于工資福利上漲的速度能否和生產力提高速度相匹配。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應該指的是一個國家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后才出現的相關問題。中國現實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是，比起剛剛告別的低收入階段，目前的收入差距更大。
　　樊綱，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和轉軌經濟學。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都存在“掉入陷阱”的可能，關鍵在于工資福利上漲的速度能否和生產力提高速度相匹配。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應該指的是一個國家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后才出現的相關問題。中國現實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是，比起剛剛告別的低收入階段，目前的收入差距更大。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40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發表了題為“中等收入陷阱迷思”的主題演講。
　　工資提高不一定競爭力下降
　　樊綱稱，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來源于世界銀行提出的一個報告，報告提出當很多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了中等或者進入中等水平以后就出現了經濟停滯，把這一現象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通常對中國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是：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比一些低收入國家高了，這時候仍然從事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競爭力低于低收入水平的國家；但同時中國的高新科技水平不夠高，創新能力不強，也競爭不過高收入國家，高不成低不就，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現象，當年拉美發生過，亞洲四小龍特別是韓國和臺灣也發生過。
　　樊綱稱，中國現在很多沿海地區的企業也都在講成本提高后給他們帶來的壓力。成本提高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勞動成本本身提高，另一方面是匯率在提高。所以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一些產業開始向東南亞地區轉移，空心化的一些現象開始出現，所以國際上有人已經發出警告。
　　究竟該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樊綱說，上述談到的無非涉及一件事，即競爭力下降。競爭力是一個國家(地區)或一個企業的一種生產能力，取決于勞動生產力與成本的相對關系，取決于是否可以用同等成本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或者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出同樣的產品。
　　樊綱強調，所謂競爭力是否喪失，取決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他指出要區分兩個概念：勞動成本與工資，工資指的是對勞動者支付的貨幣，勞動成本指的是單位產品當中工資成本所占的份額。勞動成本的概念與工資的概念有聯系，中間隔著一個概念，叫做勞動生產力。工資可以提高，但是如果生產力提高得更快的話，勞動成本可以降低，因此工資提高不一定競爭力下降。
　　陷阱的實質是工資福利上漲快于生產力提高
　　所以，第一個推論是進入中等收入不等于必然喪失競爭力。工資到了中等，如果生產力提得更高就不會有陷阱，而且由于勞動成本會下降，生產力、競爭力反而會增長。這一點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能夠不斷地提高生產力的話，我們就不會因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喪失競爭力。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我們認為中國企業提高生產力有困難，高新科技產業薄弱，創新能力較差，我們確實需要在這方面改進。但這里有一個誤區，我們往往一說提高競爭力、生產力，講的就是搞高科技產業，淘汰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這是錯的。一般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仍然可以提高生產力、進行創新。創新不單是技術創新，還有管理的創新、營銷手段的創新、品牌的創新等等。樊綱說，部分學者、媒體唱衰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鼓吹搞房地產、金融，使得很多企業轉產，進入到它本不熟悉的產業，使得剛剛熟悉這個領域的中國企業，在剛剛形成了自己的競爭能力后，就放棄了。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如果隔三兩年就轉產，是不可能培養出的。
　　第二個推論是反過來的一個推論：任何收入水平上都可能掉入陷阱。因任何一個收入水平上，都有工資的提高快于生產力提高的可能。比如現在的歐洲。
　　第三個推論，如果生產力是中等，工資也是中等，競爭力不會下降。如果勞動力市場具有足夠的靈活性，社保體制與工資體制相適應，中等的工資與中等的生產力相適應，也不會有陷阱，只不過生產力沒有發生變化而已。產業鏈是一個連續的譜系，不是跳躍的，不只有低端部門或者高端部門，任何一個生產力水平都有可做的事。中等收入國家教育水平還沒有發達國家高，低端的產業又做不過低收入國家，那就做中間的事情。把中間的事情做好仍然可以經濟發展，仍然可以提高收入，中等收入本身不是問題。
　　第四個推論，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工資福利的提高快于生產力的提高。中等收入陷阱最基本的問題是工資福利上漲幅度快于生產力的提高幅度。
　　中國的問題是收入差距過大
　　樊綱說，談中等收入陷阱時，必須要認識到只有和中等收入相關的問題才能叫中等收入陷阱。諸如國有企業的問題、環境污染的問題，不能算作中等收入陷阱，因為并不一定和中等收入相關。
　　樊剛認為，中國的收入陷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過大。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一部分人已進入到高收入階層，但大多數人還是低收入階層，這時收入差距特別明顯，甚至會繼續擴大。中國告別了平等的貧窮的舊時代，進入了差別化的新時代。但又沒到發達國家的高水平階段，沒有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體制，人們一作比較就會覺得不幸福。發達國家從來沒有當過中等收入國家，歐洲那些國家它們當時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收入，從來沒有一個參照系。落后國家的增長、發展過程很大一部分壓力是因為有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存在。發達國家早年沒有參照系，可以比較容易走過這個階段，盡管面臨的問題都差不多，發展中國家到了這個階段往往比較焦慮。
　　樊綱說，當考慮到整個社會發展的情況時，應該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要緩減收入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要考慮競爭力的保持和進一步的發展。這是所謂當世界分化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逐漸走到中等收入的時候產生的特殊問題———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特別容易產生福利趕超的沖動，可稱為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他說，在這個意義上，在這個人人都要求增加社會保障的階段，經濟學家的責任是警告政治家們不要超支。
　　農民工早退是城市化滯后陷阱
　　樊綱說，中國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導致現在工資提高過快的一個因素，即農民工早退。
　　單從理論分析來看工資不應該漲，因為還沒有到劉易斯拐點。第一，到劉易斯拐點時，其它國家的經驗通常是農民在勞動力當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中國現在官方的統計還剩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剔除不以農業收入為主要來源的這些人的話，還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五，所以現在勞動力不應該短缺。第二，劉易斯拐點的邊際條件是農民的工資基本等于農民工的工資。扣除遷移成本，需要基本上趨于相等。但是中國現在的情況是，農民的年收入不到農民工年收入的一半。綜上所述，所以邊際條件不成立，數量條件也不成立，中國現在本不應該出現民工荒，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農民工早退。
　　所謂早退，是指農民工由于在城里沒有長期的安居立業的條件，打工一些年后就回到家鄉。這些人過早地退出了勞動力供給，導致了工業、服務業的勞動力的短缺，以及工資的過快上漲。樊綱認為，這其實是城市化滯后的問題，是城市化滯后拖了工業化后腿的問題。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工業化程度達到將近百分之七十，城市化程度卻只有百分之五十，這是中國的特殊問題，是現在中國工資成本提高比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這嚴格說來不屬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屬于城市化滯后陷阱的問題。所以，對中國而言，現在特別重要的是加快城市化步伐。
　　樊綱說，這個問題不一定導致中國徹底空心化。我們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成本高，就可以向內陸地區轉移，來緩解工資等各種成本上漲過快的情況，使所謂的城市化滯后陷阱不至于嚴重地阻礙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增長。
　　問與答
　　問：競爭力不變或者競爭力上升等價于勞動成本占比不變或者下降，競爭力提高就意味著政府所得下降，企業所得下降，或者兩個綜合下降，而勞動的收入上升，這種不對稱性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樊綱：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說一個社會達到一個均衡的狀態，這個也是如何走到中等收入階段到達一個富裕的階段，理想的狀態是你說政府利潤工資，這三個收入的比率基本上是趨于平衡，是基本上不變的。現在中國所處的階段，資本和公共收入的占比可能會比較高，因為現在儲蓄率比較高，因為現在可能需要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的企業正在積累階段，資本還是稀缺的，還在積累財富的階段。
　　問：用工荒是否與現行的生育政策、人口政策所導致生產力的數量減少有關？
　　樊綱：城里的勞動力供給確實受了一胎政策的限制，但是應該說農民工的供給基本上不是一胎，農村基本上是兩胎到三胎，所以說從農民工的供給角度來講沒有受太大的影響。如果進一步發展大家都進城了，都真正一胎化了，將來中國會出現一個很快的人口下降的問題。即使到了那個時候道理還是這個道理，那時候的增長速度一定會大大放緩，因為人口減少了，而且我們的儲蓄率也會大大下降，因為負儲蓄比正儲蓄要增加了。但是仍然不構成掉入陷阱的理由，如果你能夠進行調整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