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在“2017金融街論壇”上，針對中國為什么要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分析稱，因為我國儲蓄率占GDP比重過高，2007年達到到了51%，現在十年過去了，去年的儲蓄率仍然有44%，實屬歷史罕見的高儲蓄。
樊綱說道：“這么多儲蓄怎么花？要么加大投資，但是儲蓄率這么高，反過來就是消費率低，最終需求不多，容易造成過剩產能。要么買美國國債，但我們已經有四萬億的外匯儲備，其中將近兩萬億借給美國人花，這個錢總得有點投的地方，不投真實的東西，你就投了紙。“
樊綱認為，美國國債雖然穩定，但是收益很低，還不如投在國內。但國內投資量比重非常大，會把經濟關系扭曲得很厲害。因此“一帶一路”成了投資機會。
最近兩年國內產能過剩，民營企業都在外面尋找一些投資機會，政府的錢原則上不能投風險性資產，就應該投在像基礎設施這樣的長期性的公共品上。這是“一帶一路”從資金的角度、從花錢角度的合理性所在，有效的利用我們的超額儲蓄。
另外，基礎設施建設屬于長期投資，長期投資普遍存在融資的問題。樊綱強調：“但基礎設施是為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以后還要用的東西做投資，就應該向未來借錢。基礎設施的融資方式，應該是長期的公共債券的方式，而不是金融融資，不是簡單的貸款。”
他表示，目前，國內最大的金融風險就是地方債。“是前些年搞經濟刺激的時候，為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允許地方政府建立融資平臺，借三五年的短錢，收益還沒出來，就要還債了。”因此，在基礎設施方面，不僅要考慮用公共債券的辦法來支撐，還要考慮長期國債。
不過，樊綱也指出，雖然有政府的保障和支持，“一帶一路”“走出去”也有風險，長期債務同樣也有風險。“現在主要的風險點就是我們在國外投資的項目本身的風險，這些項目可能潛在的回報率很高，但那個地方嚴重缺乏基礎設施等等。但也不一定是所有項目都能建好，特別是建好以后能不能管理好，能不能在未來真正獲得收益。”所以“一帶一路”要落實到項目，就要研究項目的風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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