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一體化加速同質化,大同世界來臨
當代全球一體化的根本動力是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張。馬克思認為,世界市場和普遍交往是資本向全世界擴張的必然結果,是資本的無限增殖和擴張本性的外在表現。信息技術的飛躍為全球一體化提供了技術路徑,國際組織與全球秩序的重建,政治、經濟、文化等國際交往日趨加深,是全球一體化的主要特征。
由于交通通訊技術的發達,人類文化傳播方式發生革命性的變革,全球化改變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初始存在形態,與世界接軌,向現代化轉型,是基本趨勢。
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大同社會的美好理想。《禮記·禮運》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模式是儒家理想社會的經典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孔子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天下歸仁”是孔子的不懈追求和終極目標。康有為的《大同書》曾有這樣的理想: “天理相通、四海同心”。孫中山思想的基本精神也可以濃縮為“天下為公”。
西方人也向往類似的社會一一“理想國”、“烏托邦”。國際法、功利主義、自由貿易理論乃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等,都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世界一體化的進程,康德的世界主義思想體系,一定意義上是西方世界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
“大同世界”不再是帶有復古傾向的朦朧理想,“世界大同化”是正在發生的實實在在的歷史進程。
2、目前文明、文化沖突加劇趨勢
在全球一體化的洪流中,不可忽視的客觀現象是,在世界一些地區的文明沖突加劇趨勢。
東歐的劇變、蘇聯的解體,美國文化價值觀獲得勝利。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與最后形式。
亨廷頓堅信各種不同文明之間存在差異性、競爭性,冷戰后世界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宗教信仰、文化傳統、種族歸屬感、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精神因素,同經濟利益、實力等物質因素相比,更能影響政治結果,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
由于西方基督徒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肩負著向全世界傳播文明的“使命”。根深蒂固的“天賦使命觀”和“種族優越論”,使他們不能容忍地球上出現同西方文化價值觀相悖的現象。在2005 年,美國推出了“大中東民主計劃”,聲稱“要讓民主之風吹遍中東每一個角落”。時至今日,恐怖主義、難民潮提醒沖突升級,全球隱患爆發。
對于國際一體化平臺上的不同民族,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成為三種不同的方向路徑。
3、文明的更替與人類社會的動力: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膨脹給人類帶來了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種社會疾病,物欲膨脹、經濟危機、道德淪喪、生態倫理、科技倫理等許多新興話題相繼成為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嚴峻問題。
什么是人類發展的動力?又是什么決定歷史的交替?這些疑問困擾了好多年,終于在尼羅河岸邊,我似乎有所感悟。似乎問題多多,但答案卻只有一個——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包括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鋪相成,只有彼此提攜,相互成全,社會才能得到全面系統的發展。
易經,是我國乃至世界最早完整論述宇宙本體的著作,八卦作為其決策模型,是建立在統計學、預測學、統籌學基礎上的,易經從易理的角度其實也是在論述著理性主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就是不斷自我更新,獲取新生的能量;厚德載物就是建立強大的價值理性體系,引導人與社會的發展方向、目標。
4、信息文明時代的新秩序
儒家更是把易經的生生不息通過“三綱八目”具化為“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人格藍圖和人生愿景,而且設計了實現的路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為理想愿景變為現實設計了可行的路徑。
目前混亂的世界需要建立文明的新秩序。
西方文化是對外征服的文化,所以有“終結論”,目前的全球戰爭與沖突,無不與此有關;而中國的文化是和合文化,不排他,所以推崇“和諧論”。
《左傳》中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孔子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墨子的“兼相愛”、“愛無差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
傳統文化對和諧社會理想藍圖的描述,對于當代實現安定有序、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文明協調發展的社會具有借鑒意義,
中國文化是誕生于農耕文明,但不僅僅是農耕文化,具有與時俱進的特質,能夠進行現代化,特別是容易與信息文明的融合,與世界和平發展的大訴求相適應。
5、中國企業走出去傳播中華文明
企業形象與國家形象息息相關。企業是“走出去”的主體,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主力軍,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是一張張中國國家形象的名片。國家強大,形象良好,企業和國民“走出去”才會受到世人的尊重。
中國企業是在中華文明長征: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中國企業將成為傳播中國文化、弘揚中國文明的堅實后盾。在中國走出去的歷程中,讓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中國公民、中國企業、中國品牌、中國良好的形象在世界的樹立,讓世界成為中國創造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