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國事？
“十年前我更關心全世界，結果我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五年前我很關心中國的命運，我也過得很艱難；三年前開始，我只關心公司，我的日子開始好起來。現在我只關心自己，越來越好。所以我說，關心好自己，每個人把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好，這個世界就會好起來。”
馬云最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作如是表述。
就在幾乎同一時間段，《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辭”事件引發軒然大波，媒體監管部門越俎代庖的行為，招致整個媒體界的抗議，成為微博上近一段時間最惹人關注的公共事件。在這場事件中，包括諸多媒體人在內的知識分子紛紛發聲，聲援“南周”，呼吁改革。
一邊主張“做好自己”，一邊堅持“關注國是”，一邊站著的是中國企業家，一邊站著的是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2013年，這個在多重語義下都意味著“再出發”的一年，自一開始，中國的兩大階層便仿若戲劇般地念出了自己預設的臺詞。
埋頭做事？
兩相對比中，不免要牽扯出那個古老的話題：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的使命。企業家應該只關心自己的企業嗎？企業家在公共社會生活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若以企業家的身份論，馬云上面的表述無可厚非。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其特定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職責，無非內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責任是治理好這個國家，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就業機會，傳媒人的責任是讓不同的聲音都能無障礙傳播，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則是永遠地站在世俗的對面——有的時候不惜為捍衛反對的權利，為反對而反對。
對一位企業家來說，沒有另一個世界比他創造的企業更為重要，也沒有另一種標準比盈利更讓他有成就感——我們很難將一個有社會責任感、正義感，而公司卻瀕臨破產的企業家稱為“卓越的商人”。因此，馬云強調“只關心自己和公司”是對的，在中國特定的政商環境下，這一定程度上也是當下中國企業家內心的真實寫照。
但問題在于，“把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好，這個世界就會好起來”，這背后致命的邏輯缺陷是你不一定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即便可以做，也不一定能在種種約束下做好。假如體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任何“埋頭做事就好”的想法都是一廂情愿。體制的束縛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但企業家顯然無法承擔推進完善體制和健全法律的責任。
企業家在絕大多數時候有可以量化的利益訴求，而公共知識分子生存的價值則要抽象得多。正因如此，他們的存在價值便體現出來，使其更能超越利益而推動社會和國家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平衡是最大的考驗
由此我們看到，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是社會職責和價值理念天然不同的兩個階層，我們無法苛求企業家完全變身為知識分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企業家與知識分子又必須互相倚助，在“讓世界變得更好”這個意義上，這兩個階層的目標是一致的。
然而，企業家階層與知識分子階層的隔閡、誤解乃至對立到今天雖有緩和但仍嫌不足，彼此也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和理解，這也使推進變革的力量顯得分散而微弱。中國企業家們應意識到：一切社會的進步需要包括每一個人在內的努力爭取。即便是企業家，即便你的主要職責是經營企業，也要意識到，作為一個公民，今日努力爭取到的每一項權利和自由，也將讓你的企業獲益。
“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哈姆雷特的自白放至此處，倒頗能道出中國企業家的處境——避免世故地埋首于自己的“企業家本分”，而能夠在企業經營與公共身份表達中求得平衡，將是當下對中國企業家最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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