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者如何看待財富，是一個比創造財富更為艱難的命題。根深蒂固的入世觀，對財富的貪欲是從商者的最大敵人，而靠什么來拯救我們的商業人生？
黃河青山，中國人千百年來信仰的是什么？他們認為什么是足以流傳和讓他們為之犧牲的？我期望得到的答案，好像仍然在大霧彌漫之中。
一
1948年春天，《國史大綱》的作者、無錫籍歷史學家錢穆應邀到榮德生創辦的江南大學任教，他住在榮巷樓上，每到周六下午，榮德生夫婦都會從城里來，住在樓下，周日下午離開。晚飯后，他們必定會在樓上或樓下暢談兩小時左右。
錢穆問當時的中國首富榮德生：“畢生獲得如此碩果，有何感想？”榮答：“人生必有死，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
接著，榮德生突然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橋，他說：“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紀念的就是這座大橋，回報鄉里的只有此橋，將來無錫人知道有個榮德生，大概只有靠這個橋。”
前些年寫《跌蕩一百年》，造訪至無錫，當地人帶我遍走榮家遺跡，花枝爛漫的梅園，已成廢址的工廠，繁華轉眼成空，依然屹立的是石橋。榮德生果然說對了。當財富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消費和享受之后，它的擁有者將如何處之，這是一個比創造這些財富更為艱難的命題。
二
從來沒有人因為富甲一時而長久地被人們紀念，相反，人們常常提起的是他對待財富的態度及相關的細節。喬治-蓋洛普博士說：“人們對歷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時并非由于他們的政績如何、戰功多大、擁有多少財富，而只因為他們的有些性格上的細微特點。”
我曾經編著過一本《首富》，寫的是全球當今三十個國家的首富。我得出這些結論：這些被人們仰望著的三十個首富，在性格上確乎非常像一枚硬幣：低調、堅硬、圓潤，貌似不近人情。他們中間，只有一位有過三次婚姻經驗，五位有兩次，其余均為一次。家庭的穩定與和諧，看來始終是財富得以循序累進的前提。
三十個首富中，沒有科學家、沒有作家、藝術家，甚至沒有出名的藝術鑒賞家。一定要為這些富豪尋找一個共同的精神特質的話，就是他們無一例外地將財富與慈善結合在了一起，無論是發自內心的，還是做給世人看的。一半以上的首富是他們國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贈人。
在中產階級仍很落后的國家，都曾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擇手段地通過賺錢牟取私利，這幾乎是一個無法超越的階段。而成熟商業社會的標志則是，人們從物質的追逐中脫離出來，開始去發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價值。一個國家如此，任何個人也不例外。
三
這十多年來，讀得次數最多的書之一，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原因兩個，一是薄，二是沒懂通。
韋伯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義”新教倫理與商業精神的淵源關系，他論證了為什么很多企業家畢生為積累財富而奮斗但他們對這筆財富的消費卻不感興趣。韋伯認為，那種源于達爾文宿命學說的生命觀念，使得那些人勤儉、自律、誠信、清潔、對單純娛樂非常厭惡，對勞動的熱愛對應成為“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稱之為“新教精神”，而這正是現代西方
經濟成功的精神起源。
事實上，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物質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豐富和不可思議，而人類在精神層面上的需求則面臨越來越急迫和嚴厲的拷問。一百多年來，幾乎所有的財富擁有者都被迫直面這樣的困擾。在這本小冊子里，韋伯反復言及的，大概只有兩個詞：貪婪與控制。
他說：“只有超乎尋常的堅強性格才能使這樣一個新型的企業家不至于喪失適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
經濟上的毀滅。”對財富的貪欲確實是從商者的最大敵人，如何克服，他的藥方是新教倫理。讀到這里，就一直讀不下去了，因為，中國人從來是入世的。
四
對于中國企業家來說，拯救才剛剛開始。
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情結的國家，我們從來沒有抽象的形而上的信仰。與西方的商業倫理精神相比，中國式的自我拯救似乎更加的具象。千年以來，我們從來只相信現世，即便是匍匐在香火繚繞的廟堂，我們還是在乞求佛祖讓我們今世身體
健康、財源廣進，而來世能夠投胎進富貴人家。我們從來沒有原罪感，沒有生而為贖罪的道德前提，沒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盧梭看來，這是公民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起點。
那么靠什么，來拯救我們的商業人生？
我們現在有的是：制度的約束，這能解決一些問題，但是，很多商業行為是完全邊緣化的，甚至是界于合法與不合理之間;我曾請教很多人。哈佛大學的杜維明告訴我，答案是新儒家倫理，在燕京學社的辦公室里，他順手寫下北宋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但是，張載的立心、立命及開太平，跟平頭百姓有什么關系？我在無數個鄉村和讀本中行走。黃河青山，中國人千百年來信仰的是什么？他們認為什么是足以流傳和讓他們為之犧牲的？
我期望得到的答案，好像仍然在大霧彌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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