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一般指社會要求子女對父母應盡的義務，包括尊敬、關愛、養老送終等等。而關于敬老、養老的專門史料記載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孝道作為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文化，隨著中國社會文明的發展而不斷地豐富和賦予新的內容。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孝文化，重建與現代文明社會相適應的新孝道文化，對融合代際關系，實現家庭和睦，營造孝親敬老的良好社會氛圍，發揮賢孝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社會意義。
我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孝道文化
在西周王朝，統治者主張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視尊老敬賢的教化。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在家孝順父母，至親至愛；在社會上尊老敬老，選賢舉能；在國家則忠于君王，報效朝廷。周代規定，“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一級的封建貴族官員，七十歲就要把執掌的政事交還國君而告老還鄉。貴族官員致仕后，朝廷把他們奉養于各級官學。《禮記·王制篇》說：“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又說：“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此所謂“國老”，就是卿大夫一級年老致仕的封建貴族；所謂“庶老”，就是庶民百姓中德高望重的長者。周代的學校就是官學，把“國老”、“庶老”們安排在官學養老，讓他們兼任學校的老師，傳播知識，推廣教化，可見當時不但注意到了養老，而且已注意到了發揮老年人的智力資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老有所養、老有所為。
周代不僅倡導尊老敬賢的道德風尚，還要定期舉行養老禮儀。周代的養老禮儀包括朝廷和地方兩個層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視察學校，親行養老之禮，在太學設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寵禮遇。在地方，則每年都要定期舉行鄉飲酒禮。鄉是周天子及諸侯都城四郊的基層組織單位，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相傳天子有六鄉、諸侯有三鄉。舉行鄉飲酒禮時，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禮遇，他們不僅受到晚輩的伺候，還依年齡而別，年齡越大，享用的美味佳肴也越豐富。舉行鄉飲酒禮的目的在于正齒位，序人倫，尊老敬賢，敦睦鄉里。周代朝廷對老年人及其家庭也實行優惠政策。《禮記·王制篇》規定，老人五十歲以后，不再服勞役；六十歲以后免服兵役。朝廷還根據戶口冊核查老年人的家庭及其財產情況，規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這是說，八十歲老人的家庭可有一子免服兵役和徭役，九十歲老人全家可以免服兵役和徭役，以便讓其家人安心在家服侍老人，恪盡贍養老人的義務。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觀念和基本的規范。《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以致中國人之重孝道，幾乎成了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點。孝作為華夏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確實是深入民心，難以動搖。佛教傳入中國，最后也不得不把“無夫無君”的教義改變為“忠孝”的說教；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初，也不得不改變“不能崇拜偶像”的誡條，允許信徒“祭祖”……
孔子在《孝經》中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親愛，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認為，為人子女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法則，是人們應該身體力行的。可見孔子對孝道的看重與推崇。記載他僅有數千言的《孝經》，以孝為綱，歷陳“五等之孝”，提出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個等級所應遵守的基本規范，成為兩千多年來的文化經典之一。
《論語·為政》里也記載了孔子的許多弟子向他問孝的事情。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子游的發問，孔子說得極有道理。關于如何具體行孝，孔子在這里突出了一個“敬”字，很是精僻到位！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孔子明確地提出在伺俸父母時，還要做得和顏悅色。他特別強調這個態度問題，主要是在于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誠篤，要求子女要確實出于敬愛之心，真心實意。
《孔子家語·六本》篇里還記載著這樣一個件事：曾子犯了小過，斬斷了他父親曾皙以吳國覓來的瓜種，曾皙一怒之下用鋤柄將曾子打昏了。曾子蘇醒后問父親：“剛才我犯了過錯，您老教訓我，沒累著您吧？”之后回房彈琴而歌，好讓父親聽見，表示他挨打后沒有不適，孔子知道后批評說：“一點小事，曾皙不該暴怒杖罰，而曾子也不該委身以待杖罰，如果萬一為父打死，死得沒有道理，人們就會指責曾皙的不義，這是大不孝！”這顯然是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攻之擊。可見，古時把孝當成子女對父母百依百順也是對孔孟觀點的曲解。
關于孝孔子還有一句名言：“父母唯其之憂。”這句話的意思是，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時，父母那種憂愁、擔心的心情。言外之意，不言自明。這句話的深意還在于：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擔憂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讓父母操心，如安全、守法等,作到了這些也是孝。
孔子的弟子曾子受孔子孝道思想的啟示，由事親之孝，擴展為五倫之孝，認為做人之道，除尊敬父母師長、供養侍奉外，還要潔身自愛，力爭進取；上則盡忠報國，下則愛人以德。否則：“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儒家之孝，由父母之孝，演繹成五倫之孝，推家及國，以孝齊家，以孝治國，極力推廣孝道的教化。
自秦代后，歷代朝廷也都注意從正面導向，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就是表彰孝子，讓他們青史留名。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漢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基本標準。唐朝時，參加醫學、算學、律學考試的人不用讀五經，但《論語》、《孝經》卻不能不讀，類似現代大學的“公共課”；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孝經》也是《十三經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釋的儒家經典。到了宋代，我國的儒學倫理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其間宣揚的孝道有的偏離了儒家的基本原則，在歷史上起到了較大的誤導作用。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等也極力提倡孝道，他們經常舉行“千叟宴”，頒詔“旌表百歲”，昭示其尊老敬賢的教化，推行其以少勝多的統治政策。我國歷代的法令都有類似的規定，凡需贍養老人者，官府可以減免其徭役和賦稅，有罪者可以減輕其刑罰；同時都把“不孝”定為十惡大罪之一，不肯撫養甚至辱罵毆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被官府嚴厲處治，甚至處以絞刑和腰斬。
由于受儒家倫理觀念和統治階級的影響,在我國古代的民間,關于孝道與崇老的文化和習俗,則有更為豐富的文字記載。就是說，在我國的封建社會,孝道作為一個基本的社會問題,完全納入了社會道規范和法律規范的范疇,做到了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已經發展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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