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鐘鑒，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方向研究生畢業，受教于馮友蘭、任繼愈先生。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獲2012年度孔子文化獎個人獎。

經歷了歐風美雨蘇霜，更懂得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文化

解放周末：作為兩千多年中華思想文化主導與底色的儒學，在經歷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沖擊后，迎來了復蘇的春天。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復古”現象，而您將之形容為“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牟鐘鑒：我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經歷“揚棄”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升華，是事物發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觀辯證運動的表現。此刻，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中華文化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又一次歷史性變革，這一變革將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們認真加以反思和覺解，更需要學界從學術理論的高度予以研討和闡釋。

解放周末：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死而后生”？

牟鐘鑒：儒學在近代衰落而今復興，且勢頭強勁，并非偶然，有其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語，這是“契理契機”的顯現。

儒學博大精深，蘊含著豐富的宇宙、社會、人生智慧，凝結著東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內在生命力強大。但它在帝制社會后期一度被專制政治扭曲，趨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時代的前進步伐，其“有禮無仁”的形態反而成為社會革新的負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啟蒙思潮和國內新興變革力量的巨大沖擊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是社會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學再生的必要條件。

對儒學而言，文化激進主義的批判既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又是一次凈身的沖洗。“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學陷于“滅頂之災”，在客觀上卻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極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為人們重新思考儒學的價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訓，也為儒學的回歸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解放周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曾興起過儒學熱，但似乎并未持久。

牟鐘鑒：這次不一樣，是各個領域的基層自覺自發地興起熱潮，而不光是一些領域的一些精英分子。我們明確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建設文明強國的根基，文化方向撥正了，這樣的文化熱，會是穩定和持久的。

近百年來，我們的文化自卑到了極點。“五四”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追求民主與科學，推進了中國現代改革事業；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丟失了民族文化主體意識，沒做哪些應該保留、哪些應該拋棄的辨析工作，就把傳統文化一股腦兒扔掉了，比如提出要全盤西化，甚至提出要廢除漢字。

當然，這既是當時救亡圖存的形勢所逼，也是因為儒學自身失去了生命力，表現出來的腐朽和陳舊確實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