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出席并發言。
李培林表示希望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階層主要靠來自于農民工領域里的技術階層的遞進和整個大學生隊伍的補充。“不要讓大學生再進入到中產階層以下，這樣未來的社會才能夠實現一個相對平穩的增長。”
李培林談到，新常態以來，中國現在中等收入人群還不夠，消費對經濟的拉動還遠遠不足。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GDP增長下降。“在十年前幾乎在國內沒有人預測到，我們從一個平均10%的時代一下子下降到了一個6.5%的時代，我們以為最起碼8%的時代還會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
二是老百姓(46.510, 0.17, 0.37%)儲蓄意愿很高，不愿意消費，即便是在銀行的利率還在不斷下降，存在銀行的錢其實很難保值增值的情況下。“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和我們的收入結構有關系，和社會領域的制度安排有關系。”子女教育、醫療、住房，這三項支出在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非常大，預期風險不穩定。“也就是說隨著你的家庭收入的增長，你越來越不知道未來你的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錢，你不知道未來的看病當中我個人要拿多少錢，你不知道未來你買房子的收益到底要拿出多少錢來買這個房子。所以這就促成了整個社會當中非常高的強烈儲蓄的愿望，大量的錢要儲存著，來規避家庭未來的生活風險。”
三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消費收入的結構存在問題。經濟理論表示，家庭消費比率隨著收入的增長遞減，收入越高的家庭消費率越低，收入越低的家庭消費率越高。“當一個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時候會出現一個現象，有錢的人消費飽和了，不消費，而大量需要消費的人又沒有錢，這樣就會造成整個社會消費的一個瓶頸。”
四是階層認識上的差異，中國對中層的認同偏低。其他國家大部分居民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無論客觀上收入差距比較大的國家，像巴西、美國，或者像法國和日本收入差距相對小的國家，居民主觀感受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的大概占到60%左右。但在中國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的只有40%左右，遠遠低于其他國家，甚至低于印度十幾個百分點。“印度很多住在貧民窟的人認為他們是屬于中層，但在中國相當一部分公務員認為他們是屬于中下層。”
五是人口老齡化加劇，“這個時代就是掙錢的人比例越來越少，需要撫養的人越來越多，這對經濟增長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六是村民收入偏低。李培林表示，“我們的農民如果翻譯成英文不應該翻譯成農民(farmer)，絕大部分是小農(peasant)，戶均耕地只有0.5公頃，而歐洲的農民至少也是平均30~40公頃，所以這個差距是很大的，很難靠土地的這種收益就能夠獲得一個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這是我們農村的一個困境。”
最后，李培林表示希望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階層主要靠來自于農民工領域里面的技術階層的遞進和整個大學生隊伍的補充。“不要讓大學生再進入到中產階層以下，這樣未來的社會才能夠實現一個相對平穩的增長。
以下為發言實錄：
李培林：我原來的題目是《走向更加公平共享的社會》，但是我的PPT做成了英文，英文的題目是《消費與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我的中心思想是一樣的，就是要走向更加公平共享的社會。
我們分析中國發展的時候，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有兩個視角，一個是我們的市場轉型，就是我們和那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國家進行比較，另外一個視角是現代化轉型，我們和東亞模式中這些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的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和這兩個視角都不一樣的是，這兩個大的轉變在中國是在同一個時間進行，所以出現了一些特點，我們難以用既有的這些規則和理論來驗證，所以也出現了很多我們叫做“中國特征”的東西。
現在我們說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在經濟上被稱為“經濟新常態”，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特點：
一個是我們增長的動力轉換。現在雖然我們說創新，但是實際上在大的推動力里面還看不出創新到底占多大的比重。我們看得很清楚的是，投資和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在急劇的下降，特別是出口，幾乎降為零，有時候對經濟增長還是負的作用。而消費在快速地增長，今年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增長到70%。但是這個增長并不是消費本身絕對量大幅度地增加，而是由于投資和出口作用的下降而造成了比例上消費的一個大幅度的增長。
第二我們說是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就是說“中國制造”。中國世界工廠正在往一個更高的產業鏈，往一個能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的、更高附加值的所謂的“中國創造”的過程在轉變。
第三個是改革從經濟改革現在走向全面改革，擴展到所有的領域，特別是社會領域。
這三個大的轉變我覺得代表了中國一個新階段開始的主要特征。
我們看GDP現在的增長已經下降到大概6.5%上下，這個過程幾乎現在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出現了一個“L型”的時代，也就是在6.5%上下微小的浮動，可能是未來十年一個主要的態勢。但是我們看改革開放前近40年，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大的，雖然我們說平均9%左右，但是實際上是一個上下浮動比較大的時期。未來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小的平穩的波動，現在還不是很確定。十年前幾乎在國內沒有人預測到，我們從一個平均10%的時代一下子降到了一個6.5%的時代。我們以為最起碼8%的時代還會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所以說這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一個新的結果。
與此同時，我們看收入的增長并沒有像GDP那樣出現這么大的波動，目前也沒有說它出現了明顯大幅度的下行。在過去幾十年大多數的年份，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慢于GDP的增長，但是最近幾年也出現了收入的增長快于GDP增長的情況。現在我們提出“十三五”期間要同步增長，但是大概是在一個中軸線上波動的態勢，這是我們的一個要求。
盡管消費對經濟的增長貢獻率已經達到了70%，但它的絕對額的增長并沒有那么快，這是社會商品銷售總額的一個增長情況。就是說從一個長周期來看，這個消費總額的增長不但不是大幅度上升的，它的增長率還是在下降的，盡管現在社會銷售總額的增長快于GDP。
從實際的數字來看，我們的消費率，特別是居民的消費率不但不是增長的而且是下降的。從2000年到2014年，在長達十幾年的過程當中，我們的最終消費率，即社會消費總額占GDP的比重，從63.3%下降到50.6%。最終消費率里面包括了政府的消費和居民的消費，居民的消費下降比這個還要厲害。所以我們的居民消費率和最終消費率在國際比較里面都是非常低的。特別是和一些大國來比，和一些現代化國家來比，他們的消費率都要遠高于我們。
一般來講一個國家消費有沒有這么快地增長主要是由收入來決定。中國盡管現在財政收入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無論是政府還是居民手里，實際上錢是很多的。稅收在1994年—2014年這20年當中每一年的增長都在16%，而且總額如果按美元計算的話，從780多億美元增加到了2萬多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1994年~2014年這20年當中，城鄉居民儲蓄的余額也從3200多億美元一下子增長到7萬多億美元。現在整個國家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的余額大概相當于當年GDP的70%，是很大一筆錢。其中很大一部分城鄉居民儲蓄的錢，我們并不知道它來自于哪里。理論上來講，全部城鄉居民的收入減去你的消費，剩下的那個錢才能化作投資，化作手持現金，化作儲蓄。但是實際上每一年僅僅儲蓄增加的這一部分就大于收入減去消費的那一部分。所以好多存在銀行的居民的錢我們不知道來自哪里。我們粗略地估計，大概中國的隱性收入占整個收入的25%左右。這是一個估計，也有估計更多的。
為什么有這么多的錢，老百姓還是不愿意去消費，而且儲蓄的欲望仍然很高？即便是現在銀行的利率還在不斷下降，存在銀行的錢其實是很難保值增值的。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和我們的收入結構有關系，和社會領域的制度安排有關系。也就是說決定消費的，不光是收入的結構以及相關的制度安排，這一點還沒有經過很多科學論文的嚴謹論證，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真實的情況。
第二點，談一下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
一個是我們的差距在改革開放以來快速擴大，基尼系數現在幾乎是一路增長的態勢。我們在2008年達到了基尼系數的頂點，從2008年以來這五六年我們的基尼系數處在一個微弱下降的態勢。現在來看，這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做的一個曲線，很多人質疑這是不是真實，因為他們的感受好像這個差距還在擴大，怎么現在出現拐點了，這也是我們常說的庫茲涅茲的“倒U形曲線”出現了拐點。
這個拐點如果把它縮短以后還是非常明顯，顯示基尼系數開始明顯下降。現在來看中國處于基尼系數的絕對點和美國差不太多，很多的拉美國家都是基尼系數要高于中國的，亞洲很多的國家也是基尼系數很高，但歐洲大部分的國家都在0.3，要低于我們的差距。
我們也有社會調查的數據。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每年連續進行的全國性的社會調查，這個數據和統計局的數據是有差異的，按照這個數據算出的基尼系數一般要高于統計局的數據，但是表示的趨勢是完全一致的。按照五等分的方法，也就是把社會上最富裕的20%，收入最高的20%和收入最低的20%之間的倍數來測算，你會看到這個收入差距也是往縮小的一個方向在發展。所以我們認為這個趨勢應當是真實的，只不過因為統計方法的不同出現了一定的數據差異。
在中國之所以出現這種數據上顯示的差距縮小態勢和人們的感受不一樣，是由于在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是城鄉差距。城鄉差距大概能夠解釋整個差距的40%左右，城鄉差距最近幾年在縮小，所以這對整個數據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與此同時，個人的差距實際上現在還是在擴大，但是它對整體的影響不如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這么大。而中國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還是我們城鄉很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一個背離，也就是說在GDP產出當中，農業現在占不到10%了，在勞動力里面，農業勞動力還占30%多，而按居民來計算還占到45%左右。這么多的農村居民和農村勞動力分享的那塊GDP的蛋糕，如果我們不計算轉移支付的話，只能分享這不到10%的蛋糕了。
我們的農民實際上你翻譯成英文不應該翻譯成“農民”(farmer)，絕大部分是“小農”(peasant)，戶均耕地只有0.5公頃。如果要翻譯成“農民”，至少在歐洲是平均30—40公頃，所以這個差距是很大的，很難靠土地的這種收益能夠獲得一個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這是我們農村的一個困境。
為什么收入的結構對消費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在中國的調查數據發現，家庭消費率——這個消費率是指你的消費占你收入的比重，家庭的消費率是隨著你家庭的收入增長而遞減，也就是說收入越高的那些家庭消費率越低，收入越低的那些家庭消費率越高。所以當一個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時候會出現一個現象，有錢的人消費飽和了，不消費，而大量需要消費的人又沒有錢，這樣就會造成整個社會消費的一個瓶頸。這是為什么我說消費收入的結構，不但是收入的水平，而且收入的結構會影響到你這個社會消費的結果。
在這個消費結構里面，我們發現，在中國還有非常大的影響整個消費結果的因素，一個是子女教育，一個是醫療，一個是住房。這三項支出在中國的消費里面影響非常之大，而且它們的預期風險現在變得非常不穩定。也就是說隨著你的家庭收入的增長，你越來越不知道未來你的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錢，你不知道未來的看病當中我個人要拿多少錢，你不知道未來你買房子的收益到底要拿出多少錢來買這個房子。所以這就促成了整個社會當中非常高的強烈儲蓄的愿望，大量的錢要儲存著，來規避家庭未來的生活風險。
過去我們計算你的孩子在中國上大學上四年，10萬塊錢人民幣給他存在那里就夠了。現在你就這一個孩子，考不上好大學就要送到美國去，到美國去讀四年那至少你要存下150萬人民幣，畢業以后還不知道他有沒有工作。所以這種風險預期現在變得和過去十年、二十年以前大不一樣，這對我們整個的消費行為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我們所說的中等收入群體也好，中產階層也好，很多中國的報紙說這已經成為中國一個非常龐大的消費市場。但是實際上，按照我們的測算——我們定義的中產階層是按照你的收入在社會收入結構里面位于中位數以上，工作是白領，而且是大專教育水平以上——按照這三個標準，測算出來大概整個社會有25%的人屬于中產階層。這和國家統計局僅僅按年收入來測算的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體差不多，國家統計局最近算的是到2015年社會的中等收入群體是24.9%，雖然標準不一樣，但是這個比例非常接近。這就是說，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或者中產階層的比例還是非常小的，盡管絕對數很大。
還有一個問題影響我們的消費。為什么我談這個消費，因為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大眾消費潮流的到來，是和中產階層的引領分不開的，在國際化的市場中一直是這樣的。所以這個消費不單單是一個收入的問題，還涉及收入的結構，還有消費的理念。剛剛厲以寧先生說，有的消費是為了一種滿足，有的消費是一種品味，你要追求這種潮流，是某一個群體在引領這個消費的過程。
但是在另外一個消費理念方面，會看到受到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在主觀的認同方面，中國出現了一個比較偏低的現象。其他國家大部分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無論客觀上收入差距比較大的國家，像巴西、美國都是差距比較大的國家，或者是像法國和日本收入差距相對小的國家，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的那一部分大概都占到60%左右。但是在中國你會看到，中國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的只有40%左右，遠遠地低于其他國家，甚至低于印度十幾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所以我們在和印度的交流當中，我們對照我們調查的樣本發現，印度的樣本里面很多住在貧民窟的人認為他們是屬于中層，但是在中國的樣本里面相當一部分公務員認為他們是屬于中下層，所以這種認同上的差異是對消費一個非常大的影響。為什么產生這個差異，宗教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以及收入差距發展走向的因素等等，很多復雜的因素都有影響。這不僅對我們的消費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對社會的公平感也有很大的影響。
然后是人口的因素。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我們經濟新常態一樣，也是十幾年前我們包括人口學家都沒有預料到的一個新的前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時候，二十幾年前我們的人口還是一個比較標準的金字塔的形狀，最上面是100歲，最下面是0歲，越年輕，人口越多。2010年是最標準的人口紅利時代，老人和小孩的比例不高，勞動力年齡人口最多，最好趕上我們的黃金十年，大量勞動力的低成本的供給，造成了我們經濟上的輝煌。到2020年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候，這個金字塔將開始倒轉。2040年一直到2050年，我們預計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時候，那時的人口結構和前面1990年相比基本上全部倒掛了。
這樣一個大的過程對于消費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因為大家知道，在代際分析當中，不同的代際消費行為差異很大，特別是老年人的消費，有時候他會趨于保守。我也希望很多的企業家要注意到老年人這個龐大的市場，你看看大量的中國人到日本去買馬桶蓋，也說明我們對于這個市場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不是我們生產不了，而是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這對于我們未來靠消費來驅動經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整個社會的負擔系數，老人加上小孩占整個人口的比例，在2015年剛剛越過了最低線。改革開放這些年，我們人口方面最好的一個趨勢就是整個社會的負擔系數在一路下降，掙錢的人越來越多，需要撫養的人越來越少。但是從現在開始走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時代就是掙錢的人所占比例越來越少，需要撫養的人越來越多，所以說對我們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增長的挑戰。 我借今天的演講談一點政策上的含義。一個是要在“十三五”時期保證居民收入的增長，能夠超越我們前面三十幾年低于GDP增長的狀態，能夠繼續和GDP增長保持同步。當然這方面有很大的爭議，有些人認為這個收入的增長太高，工資增長太快，是不是會造成人力成本的快速提高，然后也造成了企業的種種負擔。還有一個是要通過一些社會領域的，特別是社會保障方面的制度安排來促進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第三，貧富之間的差距還是要進一步的縮小，特別是消除貧困人口。我們現在確定到2020年要消除按照現行標準下的五千多萬貧困人口，這個標準按照2010年的價格是年收入2300元。
最后，我們希望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階層主要靠來自于農民工領域里面的技術階層的遞進和整個大學生隊伍的補充，不要讓大學生再進入到中產階層以下，這樣未來的社會才能夠實現一個相對平穩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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