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些文章，回顧我國的巨大成就及世界形勢的迅猛變化，筆者首先感嘆的是“轉型論”之淺薄和在認識論上對治國理政的誤導。

我國實力高速增長，在世界上的地位飛速躥升，剛獲得“世界工廠”稱號僅十來年就因勞力和環境成本過高而放棄，向世界研發中心邁進。一夜間，看似無解的農村人多地少矛盾居然變成勞力短缺和耕地拋荒的矛盾。鼓勵生育的需求已迫在眉睫，限制生育的法規和機構卻來不及清除，至今說不清生第三胎是否會被懲罰。原先對“西方極樂世界”的仰視忽然變成了平視。要大學文科與美國大學文科“對標”，要文科教授用英文在美國發表著述，在新一代人眼里已是教育界遺老遺少們的文化怪癖。世界形勢也在飛快變化。千禧年后的幾年，全球政學兩界熱議美國獲得了堪比羅馬帝國的地位，將長期執世界牛耳。僅十來年光景，那些曾致洛陽紙貴的著作已被遺忘得一干二凈。與上世紀末期一個超級大國驟然解體類似，中國及世界的巨變也出乎世界和中國人自己的預料。這再次提醒我們，高度的不確定性是太多偶然之聚合，近代以來的常態，現代世界的必然。

在不斷的風云變幻中，流行了二十年的“轉型期論”顯現出與生俱來的淺薄。轉型沒有終結何來轉型期?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何時不在轉型?從廢奴大內戰開始，美國又何時不在轉型?蘇聯東歐轉型了三十年，誰曾想到轉成今天這模樣?非進即退，進退都是變化，變化是永恒的?！稗D型期論”者自己腦子里有個理想社會模型，然后就空談轉型期乃至轉型期“規律”。其實人們對“理想之型”向來缺乏共識，而且各派的社會理想都在不停地變。國民黨連政權都丟了，其早年昭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成了明日黃花，民進黨政權更不會把自己套入國民黨的“憲政階段”。同樣，人在革命時描述的理想社會也肯定不是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計劃經濟，更不是十年“文革”，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會把“成熟的市場經濟”當核心任務。

熱衷“轉型”是因為“先知”有預判：中國勢將變成他們想象中的西方社會之型：政府與市民會社兩分、多黨自由競選執政、被法治嚴密保護的純粹市場。但這“極樂世界”距我國的共識及現實很遙遠。無論“真經”如何，中國式佛教與印度原生佛教的目標不同，演化路徑更不同，差距不止十萬八千里。而且，玄奘取經剛回國，“西天”自己的佛教圣殿先就坍塌成了一堆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