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儒指的是孔子開創的學派，也稱儒教。曾長期作為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存在，居于主流思想體系地位，其影響波及朝鮮半島、日本、中南半島、中亞、東南亞等地區； 釋是古印度（今尼泊爾境內）喬達摩·悉達多創立的佛教，其實大多為釋迦牟尼佛，故又稱釋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東周時期黃老道神仙家依據《道德經》（即《老子》）《南華經》（即《莊子》）而長期演變創立的宗教，是中國本土宗教。

儒釋道為古代中國最早的世界文化視野范圍觀，以釋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是大中華文化圈范圍外眾多外來文化中離中華最近，接觸最早的文化，隨著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地球也如同一個小村落，更多優秀的文化呈現在世人前，取長以補短，萬物以沖和，方為中華之真精神，世人之福氣。道根儒莖佛葉花，三教本來是一家。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講論，雖肇始于南梁梁武帝時，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這種“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飾彼此之間的排斥和斗爭。直到元明并漸由論難而趨于融匯調和。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約是在東漢初期，但直到魏晉南北朝，才得以在中華大地滲透普及。這期間，相距了數百年。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弘明集·道安傳》里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經過了四百余年才開始真正被中國人接受，  這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的哲學思想深入人心以及當時華夏在文化上極為自信，華夷觀念根深蒂固。

佛教雖在漢代已傳入中國，但東漢、曹魏、蜀漢、東吳及西晉等政權明令禁止漢人出家為僧，那時的佛教還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漢人不顧禁令出家為僧。后趙建武元年，經佛圖澄勸化，后趙正式允許漢人出家，從此佛教于五胡十六國時期及日后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響南朝。

經過五胡亂華后，中原基本已經佛化，一般說來在這時期揚釋教抑儒道的風氣相當濃烈。

活躍于南北朝的宗炳妄稱佛典宣說的思想無論較儒家的《五經》 ， 還是道家的《老子 》、《莊子》，都更為精妙。其捏造《明佛論》更妄言：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 》、《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圣誰說乎?

這是說佛經不但涵攝儒書、道典的優點，而且還遠較二家更為殊勝。正是居于此，魏晉南北朝的崇佛者吹捧稱釋迦牟尼為 “眾圣之王， 四圣之首” 、 為“大圣” 。這種獨崇佛教、 貶抑儒、道的態度在梁武帝身上達到頂峰，梁武帝遵從釋教，執意拜志公和尚為師，將江山丟舍，后來國破餓死于臺城。他在《敕舍道事佛》一文中， 竟然將中國傳統的儒、道二教都斥為邪教，并號召臣下反偽就真，舍邪歸正。

雖然佛教很早就傳入，然只在極少數信奉者范圍內流傳。這樣前后經歷了約五百余年的時間。在各種因緣的配合下，漸次坐大，各類佛學思潮不斷涌現。迨至隋唐時代，已進入實質性的綜合創新時期，佛教佛學，一并繁榮。不獨在所有外來宗教中首屈一指，而且與本土的儒、道二教相比，人數亦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乃有問鼎思想以至政治地位的資本：

一是在思想界，主張將儒、道二教排列在自己后面。三論宗的吉藏(549～623)在其所著《三論玄義》里的判釋，認為儒、道二教皆為“外道”，還比不上佛教的“聲聞乘”，這無異于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當然，道教人士亦針鋒相對，斥責佛徒修性不修命，只能修成"鬼仙"，道教高人所著《夷夏論》、《三破論》、《十異九迷論》、《老子化胡經》、《混元圣紀》對佛教徒進行駁斥。至于唐代撰寫《廣弘明集》的道宣(596～667)在其《歸正篇》的序言中，更是吹捧：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唯佛稱為大圣，光有萬億天下。故夸門學日盈，無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是以知天上天下，惟佛為尊。

這種昂揚的自信源于印度文化自信心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印度佛教也非常重視人才素質的培養，之后是各大宗派的相繼崛起，隋代的天臺宗、唐初的三論宗、法相宗、則天武后時的華嚴宗、開元年間的密教、唐末的禪宗等，大部頭的佛學專著也不斷問世。

雖然，此一時期僧尼的人數并不很多，終唐一世，大抵徘徊在全國總人口的1%左右，但因為部分僧尼能言善辯，其影響力卻非同小可，連唐太宗也不敢漠視，盡管他基本上不信佛教， 但也不得不承認佛教潛在勢力的雄厚，如在貞觀11年(637)的一則詔書中說：

佛教之興，基于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國。……暨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閭里，終風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為眾妙之光，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滋累代。

此種說法決不是一般的虛擬之詞，而是有事實基礎的。以隋代為例，“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這些數據雖有夸大之嫌，但隋朝二帝的興佛功行已不難想見。同時，佛教義學的研究也相當繁榮。隋末唐初的戰爭使寺院和僧人均有所損，但佛教的根基并未動搖，唐太宗的感嘆不是空穴來風。至于間里民眾的虔誠信仰，更是佛教流風不墮的社會基礎。唐玄宗《禁僧徒斂財詔》也有如此描述：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材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系風，猶無所悔。

至于“風靡于朝廷”的見證，也同樣可以在唐代的佛教的故實中找到，比如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數次上書請除去佛教，當其疏交付群臣詳議時，臣子嬪妃多袒護佛教，支持傅奕的，不過太仆卿張道源一人。連太子李建成，都為佛教說情，可見佛教在朝廷中的影響程度。但是，自古帝王明君都是崇尚無為而治，對道教卻情有獨鐘。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唐初佛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對朝廷“道先佛后”的政策提出異議，從而引發道、佛兩教之間政治上的“排座次”之爭。雖佛教屢遭失敗，卻也說明佛教既然已從原先依附于儒、道二教的陰影中走出，轉變為與道教的矛盾，其勢力又如日中天，自然不甘心于在三教中叨陪末座。

與此同時，佛教還處處主張與道教劃清界線，此與魏晉時期高僧多以老莊詮釋佛教，比如僧肇著論，即盛引老莊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別。

道、釋二教的門戶之見，雖初起于道安時代，如名士習鑿齒《又與謝安書稱釋道安》中說：“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意指道安(312--385)視道家不過是“方中馳騁”而已，沒有印度佛家的境界高遠。但當時并未出現相互詆毀的現象，彼此之間的關系還是比較友善的，相互取資，亦復不少。隋唐以降，隨著佛教勢力的不斷壯大，其進擊性日趨強烈。因此，急于與道教分河飲水，為坐上三教領袖地位而掃除障礙。所以能在佛學領域里開出一片新天地來。 而道教則沒有儒家和佛教中的保持本教醇正的思潮。所以道教思想中，有不少其他的思想，而逐漸失去其本身之正。正是如此道教常被二教鄙視、奚落，以至于讓當時的世人產生了看佛書，以后可以不用再看道教經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