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發表的一份中外學者的聯合研究報告指出：“雖然自殺已經成為中國人口的第五大死因，但我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決定了中國人的自殺行為以及中國人自殺模式的獨特性質?！?
在控制了年齡、性別、地區差異之后，這份研究報告披露了導致中國人自殺的最重要的若干因素，按照權重大致排列如下：(1)嚴重抑郁癥狀，(2)以往的自殺企圖，(3)尖銳和長期的壓力感，(4)低下的生活質量，(5)人事矛盾，(6)他人自殺事件或血腥事件的影響。作者們指出，尤其是當上列諸因素聯合作用的時候，自殺率特別高。
這一論文的作者們，2002年3月在同一刊物還發表了另一篇論文——“Suicide rates in China，1995-1999”，《Lancet》，2002，vol. 359，pp. 835–40，以數據說明，中國人的自殺率從55歲開始，在鄉村幾乎總是超過了在城市的三倍。另一方面，55歲以下人口的自殺率在20歲時達到高峰，然后逐漸下降，在40歲達到谷底，再逐漸上升。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我們其實很難判斷企業家自殺的原因。但從多篇報道中可以看出，自殺企業家的年齡往往在50歲以上。從上引論文我們知道，這一人口群組的自殺傾向大大高于更年輕的人口群組。換句話說，讓企業家群體比其他職業群體表現出更高的自殺傾向的原因，可能是這一群體的偏高的年齡結構。
當然，另一方面，根據報道，多數自殺企業家居住在城市，那里的自殺率遠遠低于鄉村。因此，在排除了心理異常和疾病等因素之后，企業家作為一個群體，如果表現出比城市里的其他人口群體更顯著的自殺傾向，那么，他們的自殺行為或許與他們長期承受的巨大壓力和短期內突然爆發的沉重壓力有密切關聯。更重要的是，上列第(4)、(5)、(6)諸因素很可能同時作用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期社會的企業家群體，從而引發特別顯著的自殺傾向。
事實上，不少研究者在他們的論文里指出：在轉型社會里，由于社會動蕩和生活壓力，各年齡組人口均有顯著高于其他社會的同年齡組人口的自殺率和他殺率。例如，不能否認，因政策偏差，最近這次“宏觀調控”讓許多民營企業陷入困境；同樣不能否認，特別珍惜個人信譽的山西企業家趙恩龍之死，是對一個信譽敗壞的病態市場社會的抗議。
19世紀末葉，摩根以其個人魅力和家族財富挽救了瀕臨崩潰的美國政府信用。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當他被問到“商業信貸的決定因素主要是貸款者的金錢還是財富”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是，先生，最重要的是品德?！薄氨冉疱X和財產還重要嗎？”“比金錢和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金錢買不到品德……一個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從我這里借走一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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